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日前發布報告稱，“十四五”時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嚴重沖擊、百年奮斗目標邁向新階段三大背景，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可能呈現十大趨勢：

第一，全球經濟延續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態勢。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疫情后需求恢復相對滯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接續將會存在巨大摩擦成本，將對全球經濟帶來中長期擾動，可能使全球經濟陷入中長期“L型”或者“W型”衰退。為對沖疫情沖擊，各主要經濟體出臺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進一步推高全球債務水平，各主要經濟體很難擺脫“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的模式，疫情期間的部分非常規政策可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規措施。預計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分別達到255%和270%，債務和經濟增長的缺口進一步拉大。

第二，國際經濟大循環調整加快。“十四五”期間，世界經濟總體上呈現中國份額明顯提高、美國相對穩定、歐盟顯著下降的格局，中、美、歐經濟占比將分別達到18.1%、21.9%和19.3%。新一代信息技術進一步深化了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經濟體、跨國公司預計將進一步調整其產業布局，在“市場開放優勢”與“國家安全需要”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進一步增強其產業安全性和抗風險能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強化，原有的“大三角循環”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

第三，全球治理向多極化方向加快重構。此次疫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責，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顧化”，全球化遭遇回頭浪。全球多邊治理機制進一步削弱，區域和雙邊機制更加重要，各國間處理國際公共事務將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沖擊下世界朝向“零大國時代”發展演進，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口可能會進一步加大。疫情顯現了市場在面對危機時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能力不足，進一步凸顯了國家能力的重要作用，“大政府”時代可能回歸。

第四，國內經濟增長中樞下調但結構優化潛力巨大。“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大概率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據測算，到2024年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可超過14000美元，將邁過高收入門檻線。此次疫情將加速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進程，并帶動增長中樞進一步下調，“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至5.5%左右。“十四五”末期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將顯著縮小。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創新引領特征強化，消費需求仍將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力量。“十四五”時期我國消費率將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60%左右，投資率將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40%左右。我國不斷累積的人力資本和不斷提高的科技創新能力，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特征更趨明顯。

第五，數字經濟成為國際競爭主戰場并引領產業變革。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數字經濟成為引領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國際競爭的新戰場。課題組測算，2019年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6.6%，對經濟的間接影響達到11.0%，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器。同時，產業結構高端化步伐加快。服務業比重將繼續提高但擴張速度會有所放緩，制造業比重仍會維持在較高水平。“十四五”時期，預計二產比重將由2019年的39%下降至35%左右，三產比重將持續提升至60%左右。在數字化帶動下，制造和服務加快融合，個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產將逐漸成為主體形態。

第六，經濟社會復雜性提高導致風險管理難度加大。老齡化進入加速期，勞動力供給將繼續下降。到2025年，預計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20.5%，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14.0%，勞動年齡人口將繼續減少2000萬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與之伴隨的是，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勞動力成本上升，居民儲蓄率降低，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費用負擔加重。“十四五”仍是我國金融風險易發多發期，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將進一步顯現，風險釋放的壓力將持續增大。此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國醫療衛生體系、社會管理、應急管理等方面諸多短板和問題，將成為“十四五”時期補短板的重點。

第七，要素集中化網絡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十四五”末我國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65%左右，“后城鎮化時代”很可能提早到來，提高城市生活質量、社會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將成為城鎮化面臨的核心問題。要素進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區域集中化網絡化程度進一步提升。預計2025年超過100萬城市群人口占比達到32.5%，2035年接近40%。城市群和基礎設施布局更趨網絡化，進一步提升資源空間配置效率。以此次疫情為契機，“十四五”時期我國將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推進一輪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適度控制超大城市規模和密度，積極推進城市多中心、郊區化發展，建設網絡型城市。

第八，綠色發展比較優勢更加凸顯。“十四五”時期，隨著我國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國將總體處于污染物排放的“拐點”后階段，主要大氣污染物疊加總量的峰值極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現，預計到2030年前碳排放總量將可以達峰。主要污染物排放達峰后生態環境壓力減小，綠色發展實現從外部性負擔到新競爭優勢轉變。生態環境將作為可創造財富的資源帶來發展增值，綠色發展將成為提升經濟發展效益和群眾生活質量的重要力量。

第九，對外開放面臨更多非經濟因素影響。“十四五”時期將是我應對國際摩擦并進行戰略性布局的關鍵期。疫情后“去中國化”力量更趨凸顯，產業鏈外遷壓力進一步增大。某些西方國家對我技術和投資限制進一步增強，我國技術升級步伐可能進一步放緩。

第十，伴隨中等收入群壯大收入分配調整進入關鍵窗口期。“十四五”期間，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望提高2至3個百分點，社會財富積累將不斷增加，中等收入群體不斷壯大，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更趨明顯。按照世行標準計算，2018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占比已超過30%。初步預計到2025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超過5.6億人，國內消費市場將超過美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將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并增大我國回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