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我會創會理事長李羅力先生擔任輪值主編，剛剛出版的2020第4期《開放導報》，以“先行示范開啟改革開放新征程”為論題，推出了樊綱等知名專家的12篇理論文章。這些文章，從深圳的經濟、社會、體制機制、發展模式、政策創新、灣區建設等多個維度，對深圳在經濟特區四十周年這個新的起點上，在新時代“雙區驅動”這個國家戰略背景下，如何先行示范再出發，作了深入的探討。為了擴大這組專家文章的影響力，本會特通過微信推送，逐一轉發這組稿件，以便再一次吹響先行示范再出發的號角。

摘要：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我國適應疫情嚴重沖擊經濟全球化和外部環境所發生的復雜變化，開拓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所作出的戰略安排。要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進程，推動雙邊、區域自由貿易進程，并帶動改革全面深化，在積極維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促進價值鏈向中高端邁進的同時，形成國際合作與競爭的突出優勢。深圳要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做好先行示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強調，依靠改革應對變局、開拓新局。深圳經濟特區40年的實踐表明，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當前，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復雜變化，經濟全球化面臨嚴峻挑戰的新形勢下，以制度型開放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適應新時代我國高水平開放新要求的重大任務，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重大舉措，是以改革應對變局、開拓新局的現實路徑，是以實際行動支持經濟全球化，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基礎。

一、處于大變局中的經濟全球化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經濟全球化，深刻影響經濟全球化走向。在此背景下，加快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具有迫切性、戰略性，又凸顯嚴峻性、挑戰性。

（一）疫情給全球化帶來嚴峻挑戰

1. 疫情助推逆全球化思潮，威脅全球自由貿易進程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并威脅全球自由貿易進程。根據世界貿易預警網站數據，2019年，全球新增不利自由貿易措施619項（圖1），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點，是2009年的近14倍。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更為盛行，有可能使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倒退。

圖1 2009—2020年新增貿易干預措施數量

數據來源：全球貿易預警信息網（www.globaltradealert.org)，截至2020年7月7日

2. 疫情嚴重沖擊全球供應鏈、產業鏈

當前，國際分工已深入到以產品不同價值增值環節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全球化程度大幅提升，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已由上世紀90年代的47.6%提高至2018年的56.5%。疫情蔓延對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產生系統性沖擊，有可能造成全球供應鏈大范圍中斷。一方面，疫情在美國、德國兩大供應鏈中心的蔓延，將對航空航天、光學醫療、信息設備等全球供應鏈上游產生嚴重沖擊；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疫情影響的逐步擴散及長期化，全球供應鏈中游和下游的影響逐步顯現并增強，同時對全球糧食安全等帶來嚴峻挑戰。

3. 疫情后，“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有可能成為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推進經貿規則變革的基本框架

目前美歐日之間已經就零關稅貿易開展談判，歐日之間已經達成共識，美歐零關稅談判正在加快推進。在疫情對全球生產網絡產生嚴重沖擊的情況下，歐美等發達國家很有可能加速這一趨勢，在引領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保持自身國際競爭力的同時，將許多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

（二）疫情重創全球經濟

1. 疫情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最新數據，2020—2021年全球FDI將縮減5%～15%，與此前預測的5%的正增長降幅明顯。貿易與投資下降將直接導致今年全球經濟衰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修訂的《世界經濟展望》，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下降4.9%，比今年4月份的預測（-3.0%）下調了1.9個百分點。

2. 疫情加大全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大部分國家普遍采取以刺激性財政政策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替代結構性改革，由此使得全球經濟負債率持續上升。截至2019年9月底，全球非金融部門債務率達到221.4%，比2008年年底提高了49個百分點。當前，為有效緩解疫情對本國經濟的沖擊，各國政府和央行紛紛采取更大力度的救助、刺激政策，全球債務風險明顯上升，世界金融脆弱性進一步增強。

（三）區域一體化的趨勢和作用日益凸顯

1. 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及供應鏈區域化、本土化布局趨勢明顯

疫情后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企業，都將改變以往基于低成本、零庫存導向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而更加重視供應鏈安全與可控。由此造成：一方面，宏觀政策將更加強調內向發展和自主發展，關鍵技術與核心環節技術與服務管控力度將進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全球價值鏈服務鏈本地化、區域化、碎片化趨勢日益明顯，全球區域內貿易份額不斷上升將是長期趨勢。

2. 區域自貿協定成為各國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重要平臺

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嚴峻挑戰，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區域化、本土化雙重驅動下，區域經貿協定成為各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經貿合作的一個重要選項。一方面，發達國家依托其市場體系相對成熟等優勢，簽署高標準、廣覆蓋的貿易與投資協定，以此在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重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越南等部分發展中國家也積極參與雙邊、區域自貿協定，以期增大其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的地位與規則制度話語權。

（四）疫情將加速全球數字經濟發展

1. 疫情加速線上經濟發展

一方面，疫情嚴重沖擊旅游、運輸等傳統服務業。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最新分析預計，2020年全球航空運輸客運收入可能下降2520億美元，比2019年下降44%；全球航空運輸客運需求比2019年下降38%。據WTTC（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會）預計，全球旅游業將有多達1億人面臨失業，損失將近2.7萬億美元。另一方面，疫情加速線上經濟發展。2018年，全球電商B2C市場規模達到6750億美元，估計到2020年底，規模將達到9940億美元，年均增長30%左右。

1月20日至6月7日全國航班執飛趨勢圖

2. 疫情催生新興產業

根據麥肯錫測算，疫情時期線上消費每增加1個單位，61%為替代原有需求，39%為新增需求。新增需求不斷影響現有業態，同時也激發大量創新業態，促進生產生活朝著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估計到疫情后，全球將加速進入數字時代，并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

3. 疫情后國際間以數字技術為重點的科技競爭將日趨激烈

疫情后，主要科技大國將進一步加強出口管制，并強化技術轉移、投資、移民等管控力度，全球科技并購、高科技貿易以及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科技價值鏈網絡，將出現停滯甚至下降趨勢，科技“逆全球化”趨勢可能全面凸顯。

二、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加快建立我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符合全球經貿規則重構新形勢，符合我國新階段高水平開放新要求，體現了開放與改革的內在融合。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與國際通行做法對接為重點，推進制度型開放進程，是加快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大舉措，促進我國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戰略選擇。

（一）適應全球經貿規則重構新趨勢，以規則對接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并增強話語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商品要素開放進程不斷加快，開放型經濟體制不斷建立完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當前，作為新型開放大國，制度型開放成為我國擴大開放的鮮明時代特征與重要標志，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已成為我國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大任務。

1. 以制度型開放形成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

加快推進“零關稅”進程，對于推動我國消費結構升級，降低企業成本，提升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掌控能力和全球化運營能力，降低邊境內市場壁壘，改善投資環境，在公平競爭中增強企業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 把握疫情沖擊下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趨勢

一是貨物貿易朝著零關稅規則演進。日本與歐盟簽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自2019年2月1日起開始生效，日本將逐步對從歐盟進口的約94%的產品實施零關稅，歐盟將逐步對從日本進口的約99%的產品實施零關稅；CPTPP等相關成員國也將逐步取消98%的農業和工業產品關稅。二是服務貿易成為全球自由貿易規則重構的重點。2007年年底前簽訂的區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涉及服務貿易內容的僅有56個，占同期區域貿易協定數量的33.9%；2008—2020年簽訂的區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涉及服務貿易內容的增加至998個，占比71.7%。三是數字貿易規則成為全球經貿規則重構的新興領域。2019年達沃斯全球經濟論壇上，歐盟28國和其他47個世貿組織成員決定啟動談判，以制定全球電子商務規則；2019年G20財長會議也提出，將針對大型跨國信息技術企業制定全球統一“數字稅”課稅規則。四是規則措施由“邊境上”向“邊境內”轉移。從最新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內容看，不僅涵蓋傳統的關稅、配額、數量限制、海關監管等“邊境上”措施，也更多強調知識產權、國有企業、政府采購、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競爭中性等“邊境內規則”。

3. 主動適應并對接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

要按照把握主動、補齊短板、強化優勢的基本思路，分布推進與全球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

一是持續降低關稅。爭取到2025年，我國關稅總水平由目前的7.5%下降至4%左右；其中，零關稅商品占比由目前的7%左右提升至20%以上。二是大幅降低以服務業為重點的邊境內市場壁壘。爭取到2025年，在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限制措施數量的同時，推動負面清單相關配套措施與國際接軌；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享受政策待遇；營商環境排名進入全球前10位；商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基本實現企業“準入即準營”；建立與發達國家相銜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混合所有制為重點的國企改革全面推開，基本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新格局。三是推進補貼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轉變。爭取到2025年，建立并實施補貼“正面清單”管理制度，清理清單之外的中央各部門、地方的產業補貼與扶持項目；對標WTO規則建立補貼審查機制；推動財政補貼政策向公共服務、技術研發、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新、綠色生態、基礎設施、人才培養等方面轉變。

（二）加快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2010—2019年，全球服務貿易額由7.8萬億美元增長至11.9萬億美元，年均名義增長4.8%，是貨物貿易增速的2倍；服務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提升了2.5個百分點。估計到2040年，全球服務貿易占比將達到50%。

1. 盡快補齊服務貿易發展滯后的突出短板

一是大力提升服務貿易比重。爭取到2025年，服務貿易占外貿總額比重由目前的14.6%提高至20%以上。二是進一步優化服務貿易結構。爭取到2025年，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的比重由目前的32.4%提升至40%以上。三是明顯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爭取到2025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占服務貿易額的比重由目前的27.7%下降到15%左右；在保持制造服務、建筑服務、計算機與信息等優勢基礎上，大幅提升我國知識產權、金融等生產性服務貿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2. 形成數字貿易國際競爭新優勢

一是形成數字服務出口新優勢。爭取到2025年，在進一步擴大電信、計算機、信息等服務貿易優勢基礎上，實現知識產權與數字技術等服務貿易順差；進一步提升數字相關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由目前的23.5%提升至30%左右。二是構建數字貿易大網絡。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施數字旅游、數字醫療、數字健康、數字教育、數字基礎設施等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對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數字服務貿易規則態度與我國較為接近的國家，加快數字服務貿易協定談判，形成關于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消費者保護等一攬子協定。三是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依托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優勢，積極參與WTO、G20等多邊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主動提出有利于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有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數字貿易規則；更加重視雙邊、區域自貿協定中數字規則內容，提升我國在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三）適應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本土化新趨勢，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

1. 進一步推進區域合作

面對產業鏈、供應鏈發展新趨勢，要以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為抓手，以加強同東北亞、東南亞的區域合作及推進RCEP、中日韓自貿區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點，形成合理分工、有競爭力的區域一體化布局，并為疫情后有效應對單邊主義、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提供重要條件。

2. 加快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

一是爭取到2025年，實現對亞太、東北亞、中歐等區域自由貿易安排的重要突破。二是顯著提升現有區域自貿協定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目前，在我國已簽署的自貿協定中，仍有部分未涉及金融服務電子商務等新興領域。爭取到2025年，以負面清單為主要模式盡快實現現有區域自貿協定升級，涵蓋金融服務與電子商務議題的區域自貿協定數量占比提升至50%左右。三是顯著提升區域自貿協定對貿易的實際帶動作用。提升區域自貿協定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進一步拓展涵蓋議題等。爭取到2025年，我國與已簽署區域自貿協定對象國（地區）間的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由2019年的35.2%提升至50%以上；在加強邊境內措施與制度的對接與協調，積極推動與自貿伙伴的貿易投資管理體制的對接合作，在政府監管制度協同與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3. 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盡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開放”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統籌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周邊區域合作進程，與“一帶一路”戰略支點國家和地區共建靈活多樣的雙邊多邊自貿區。如東北要利用與東北亞地緣和經貿聯系更加接近的條件，在對接東北亞中促進東北振興；以海南自由貿易港為平臺，打造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連接點。

三、加快推進雙邊、區域自由貿易進程

在區域一體化趨勢與作用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加快實現中歐、中日韓及亞太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安排的實質性突破，有利于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應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嚴峻挑戰的重大舉措，是積極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的有效途徑，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力和制度性話語權，并在規范影響國內規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盡快實現中日韓經貿合作的新突破

1. 推動形成中日韓制造業分工合作新機制

中日韓產業互補性強，制造業產業內的分工協作緊密。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給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帶來嚴重沖擊的背景下，中日韓應以共同維護制造業供應鏈安全穩定為重點，推動形成三國制造業分工合作新機制。如推進公共衛生領域的醫藥、醫療設備、重要物資等行業形成分工合作新機制，共同維護區域醫藥醫療產品和公共衛生物資供應鏈的安全穩定；構建跨境電商、線上零售等領域形成分工合作新機制，共同打造制造業跨境網絡銷售平臺和跨境網絡服務平臺等，加強三國供應和銷售網絡安全監管協調機制建設，促進三國制造業產品在彼此市場的流通和消費。

2. 建立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安全穩定三方協調、聯合評估及風險預警等機制

一是建立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安全三方信息溝通和協調機制。建議中日韓政府相關部門或相關行業協會牽頭，建立維護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穩定的三方信息溝通與協調機制，重點提升三國在汽車制造、電子通信、機械設備、工業機器人等重點領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

二是建立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安全三方聯合評估和風險預警機制。建議中日韓政府相關部門或相關行業協會牽頭，對中日韓制造業供應鏈安全穩定進行定期聯合評估，形成供應鏈安全報告，及時向政府、企業發出供應鏈中斷風險預警，并及時向政府提出防范供應鏈安全危機的建議報告，為三國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三是務實推進中日韓自貿進程。應對經濟全球化新變局，務實推進中日韓自貿進程，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大戰略選擇。建議采取靈活方式實現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突破。如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打造中韓自貿區升級版，在醫療、健康、養老、環保、旅游、電子商務、研發、工業設計和數據處理等領域實現雙邊開放的重要突破。同時，啟動中日貿易投資協定的可行性研究，力爭早日達成全面自由貿易與投資協定為目標。

四是務實推進“中日韓+”合作。充分發揮三國各自比較優勢，以能源、旅游、制造業、綠色技術等為重點，積極開拓面向東北亞的第三方市場合作，在進一步拓展三國合作空間的同時，帶動東北亞經貿合作進程。

（二）以中歐一體化大市場為目標形成中歐經貿合作新格局

1. 堅定維護多邊原則是中歐經貿合作的戰略選擇

疫情正在深刻改變中歐經貿合作的內外環境與條件。如果疫情再次引發歐元區債務危機，那么歐盟一體化將有可能陷入危機；疫情已對中國擴大開放進程帶來嚴峻挑戰，并對中國的經濟轉型與改革進程產生影響。在這個歷史關頭，中歐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原則，合作應對疫情加劇的經濟全球化逆潮，是中歐經貿合作的戰略選項。

2. 以一體化大市場為目標是中歐務實的戰略選擇

歐盟總體已進入后工業化時期，中國正進入工業化后期，2018年歐盟人均GDP接近中國的4倍；歐盟整體服務業比重（78.8%）比中國服務業比重（52.2%）高出許多。中歐經濟結構的互補性遠大于競爭性，中歐間貿易投資需求潛力特別是服務貿易潛力遠未釋放。未來10～15年，中國人口城鎮化與產業轉型升級蘊含中歐經貿合作的巨大市場空間。自2010年來中國已是歐盟服務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場，隨著中國服務消費需求的快速釋放，以一體化大市場為目標推進形成中歐經貿合作新格局，將極大釋放中歐貿易投資需求潛力。這既可以刺激歐盟經濟復蘇從而為歐盟的穩定發展提供助力，也將釋放中國巨大的消費潛力。

3. 加快由投資協定談判轉向自貿協定談判進程，是中歐深化經貿合作的戰略選項

中歐一體化大市場需求潛力的釋放，取決于雙方接下來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客觀看，中歐貿易投資潛力的釋放越來越受限于雙方缺乏自由貿易的制度安排。立足實現中歐一體化大市場，盡快推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轉向中歐自貿協定談判，對中國、對歐盟均是現實的戰略選項。建議中歐雙方努力在2020年完成投資協定談判，同時啟動中歐自貿區可行性聯合研究。這將向全球釋放世界兩大主要經濟體推進自由貿易進程的強有力信號，將對受疫情嚴重沖擊的世界經濟注入新的信心和能量。

（三）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為基礎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1. 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具有全局影響

亞太自貿區是全球涵蓋人口最多、發展前景最廣闊的地區之一。亞太自貿區若建成，將成為全球覆蓋面積最廣、納入成員最多、包容性最強、體量最大的區域性多邊自貿區，對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經濟平衡增長，探索形成更加包容普惠的經貿規則都將產生重要影響。如建成亞太自貿區，2025年將給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帶來2萬億美元的經濟收益，超過任何一個現有的區域自貿安排。

2. 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基礎上推動建立亞太自貿區進程

考慮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開放水平差異較大，亞太自貿區可建立多層次的自貿協定，不同層次對應不同開放標準，使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經濟體可以在其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層級加入，并明確過渡期，以加快協商進程。

——高標準：除深化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知識產權等傳統議題之外，在海關監管與貿易便利化、政府采購、透明度與反腐敗等新興議題方面，實現與高水平自貿協定大致相同標準的制度安排。

——中標準：進一步深化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傳統議題，提升貨物貿易中零關稅商品覆蓋率，以區域內規則對接為重點提升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低標準：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基礎上，實行制造業、服務業及能源、基礎設施、旅游、環保等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在不要求全面降低關稅、全面市場開放基礎上，實現在重點領域自由貿易與投資的實質性破題。

3. 爭取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實現重要安排

2017年，亞太區域服務業占比57.2%，大部分國家仍處于工業化前中期，蘊藏著巨大的服務貿易與投資需求。從近年來的實際看，2005—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國家服務貿易額由1.9萬億美元增長至4.5萬億美元，年均增長6.7%，高于全球平均增速0.5個百分點，占全球服務貿易額的比重由36.8%提升至39.9%。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需求來看，目前只有4名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成員加入了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協定。適應全球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大趨勢與亞太區域大部分經濟體推進工業化的現實需求，要力求在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實現重要制度安排，為未來達成亞太自貿區奠定重要基礎。

（四）構建“一帶一路”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發展新模式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產業鏈和供應鏈遭受嚴重沖擊，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有可能經受不住疫情的沖擊。例如，很多“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商業、工廠和建筑工地關閉，導致一些投資項目推遲或擱置；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的市場需求減少和價格大幅度下跌，旅游業和外匯收入減少，以及國內經濟活動的放慢，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將面臨財政和國際收支“雙赤字”與經濟衰退。

1. 加快構建“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大網絡

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以構建自貿網絡為重點，在基礎設施、產能合作、服務貿易等領域形成一系列制度性、機制性安排，這不僅有利于提升疫情沖擊下產能合作的穩定性，而且有助于在服務業國際分工中占據主動，并對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改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有重要影響。

2. 統籌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形成“一帶一路”產業鏈與供應鏈新布局

一是推進國際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協同發展。當前，我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要更加注重同時推動工程承包、研發設計、相關咨詢、第三方認證、金融、保險、物流、采購等服務業企業“走出去”，以服務貿易合作提升產能合作水平，帶動關聯產業的上下游國際市場需求。

二是以統籌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進一步建立健全區域合作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通過技術服務貿易，促進制造業同信息技術密集型服務業高度融合，以服務型制造為核心的新業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結構再調整和價值鏈重構，把生產要素的國內合理配置提升到全球范圍配置，促進形成制造業的全球布局，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優勢互補。依托我國的基建技術、工程能力、工業和價格結構等優勢，結合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在國際基建項目可行性論證、規劃實施、風險管控、后期整合運營等經驗，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

四、以高水平開放帶動深層次市場化改革

當前，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開放倒逼改革、開放是最大的改革特點十分突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和我國制度型開放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要推進相關政策轉型與深層次體制機制變革，以在國內國際規則對接融合中建立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制，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這就需要加快形成公開市場、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

（一）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

1. 把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釋放服務型消費需求的重大舉措

釋放我國巨大的消費潛力，不僅是疫情沖擊下短期宏觀政策調整的任務，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從現實情況看，服務型消費“有需求、缺供給”的矛盾突出。這需要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全面開放，有效解決服務型消費供給短缺的狀況。

2. 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對內對外開放進程

一是推動服務業市場向社會資本全面開放。按照“非禁即入”的要求，凡是法律法規未明令禁止進入的服務業領域，全部向社會資本開放，大幅減少前置審批和資質認定項目，實施“準入即準營”；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發展服務業，并在打破服務業市場壟斷方面實現實質性破題。

二是加快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進程。在加快服務業市場化改革基礎上，大幅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內服務業限制性條目，降低限制措施的限制強度。按照《外商投資法》的相關規定，基本完善外商投資的服務體系。爭取到2025年，在運輸、保險、法律、研發設計等重點領域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開放水平。

3. 以標準對接為重點，形成擴大服務進口的政策與制度體系

在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引入日美歐等在醫療藥品、旅游娛樂、體育養老等重點生活性服務業的管理標準，并實現資格互認；全面推廣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費、自然人移動等服務貿易模式下存在的各種壁壘，給予境外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逐步在人員流動、資格互認、市場監管等領域實現與國際接軌。

（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進程

高水平開放帶動并促進改革的全面深化，建立并完善以公開、規范為主要標志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主動對接國際通行經貿規則中形成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推動力。

1. 以高水平開放推動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格局

推進制度型開放與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核心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2. 以高水平開放加快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進程

適應制度型開放的趨勢，需要著力在土地、戶籍、金融等相關領域實現深層次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由此釋放強大的市場活力，以形成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基礎。

3. 以混合所有制為重點推進國企改革

第一，加快從“管企業”走向“管資本”，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本管理格局。明確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職能主要是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和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加快建立“管資本”主體的權責清單，盡快形成全國統一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權責清單；進一步理順財政部、國資委、國有資本投資及運營公司之間的關系。第二，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為重點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率先在能源、運輸、民航、電信等一般競爭性領域，支持鼓勵社會資本控股，注重發揮民營企業家作用，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同時，同步推進公司治理結構、內部運行機制等配套改革，進一步增強社會資本信心。第三，加快推進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盡快形成“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目錄與標準，加快形成與之配套的投資清單。新增國有資本投資重點向教育、醫療、養老、環保等民生領域和基礎設施領域傾斜，一般不再以獨資的方式進入完全競爭領域和市場競爭較充分的領域；加快推進國有資本劃撥社保進程，為進一步降低企業繳納稅費比重拓寬空間。

（三）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1. 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

這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與重點。在以數字技術為重點的新科技革命興起的背景下，產業政策和產業補貼的正面效應逐步減小。要全面清理妨礙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2. 完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

一是進一步提升負面清單透明度與可操作性。建議參照國際經貿談判負面清單模板，詳細列明負面清單管理措施與相關描述，建立健全外資投訴機制；管理措施描述盡可能細化到具體業務，以提高負面清單的可操作性；更多采取比例限制、崗位限制、差別待遇等方式，降低負面清單的行業限制強度；完善負面清單的附件體系；為關鍵領域及未來新業態預留空間。

二是開展負面清單外無審批試點，實現“準入即準營”。在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等便于管理、企業相對集中的區域實行負面清單外無審批試點，率先在商貿物流、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開放風險較小的領域實行企業“自由生、自主營、自由死”等政策，最大限度提高企業自主權；對必須保留審批的事項，由監管部門向申請企業提供責任承諾書和審批要件清單，企業法人簽署對材料真實性負責和對虛假材料承擔責任的法人承諾書后，審批部門可當場或當天發放批件和許可證。事后，監管部門定期或不定期組織現場核查，如發現企業造假，對其進行嚴厲懲處。

三是明確并細化國民待遇標準。進一步細化準入階段的管理權力、要素供給、融資方式、進出口權、稅收政策、法律保護、司法救濟等一系列待遇標準，給內外企業明確預期。

3. 統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與產權保護

一是依法保護企業家的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嚴格規范行政機關和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善賠償與救濟機制，形成防范以公權侵犯私權行為的制度約束。二是出臺《知識產權法》，實現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對接。將現有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納入到《知識產權法》中；參考《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盡快實現知識產權保護規則與國際接軌。

4. 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一是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進一步下調或取消廣義稅負中的各種費用、土地出讓金和社保費用，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逐步推進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變。二是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與簡易注銷制度。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自主注冊登記網絡平臺，充分運用大數據，推行“注冊易”一站式服務；加快推進企業簡易注銷制度改革，盡快形成全國統一的企業簡易注銷方案，最大限度提高企業自主權，實現企業“自由生、自由死”。三是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全面推廣浙江“最多跑一次”的經驗，著力推進“一窗辦、一網辦、簡化辦、馬上辦”改革，拓展告知承諾制適用范圍，大幅提升政府辦事效率。

五、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深圳標桿”

40年來，深圳弘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始終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扮演重要窗口與試驗田的特殊作用，成為最能代表改革開放形象的地區。當前，中央賦予深圳經濟特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重大戰略使命，要求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這就需要深圳繼續發揚特區精神，在破除體制機制弊端、調整深層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頭”，為全國深化改革開放繼續探路開路。

（一）以規則對接為重點打造我國制度型開放新高地

1. 圍繞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主動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提升區域性、全球性影響力

主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新趨勢，率先探索“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實質性打破市場壟斷與行政壟斷，全面實現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以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為載體，先行試驗CPTPP、USMCA等最新經貿協定的某些核心議題，在關稅縮減、服務貿易標準對接、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服務、監管適用、爭端解決機制等領域開展更大力度的探索與壓力測試。

2. 積極探索以數字貿易為重點的全球新興貿易規則

深圳已初步成為我國乃至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者。為此，依托深圳數字經濟發展優勢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時間窗口期，加大在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積極促進數字領域的產品與服務出口，探索高水平經貿協定中跨境數據流動、數據本地化、消費者保護等領域的規則標準，探索構建一套能夠反映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訴求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

（二）以服務貿易開放為重點，強化制度集成創新

1. 以制定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為重點，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爭取中央支持，制定并實施更加精簡透明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實現“既準入又準營”。結合深圳產業調整的現實需求，大幅降低金融、教育、醫療、電信等領域的準入門檻；借鑒國際經驗，探索形成以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為核心的附件與政策體系，并在告知、資格要求、技術標準、透明度、監管一致性等方面，進一步規范影響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國內規制。

2. 全面推行服務貿易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

制定服務貿易“認可經濟營運商”認證標準，對符合條件的境內外服務貿易企業所需的貨物給予包括減少或優先接受海關查驗等優惠；以現代服務業與高新技術產業為重點，制定深圳職業人才單向認可清單，對清單內的人員經備案后即可開展相關業務，最大限度降低人員流動壁壘；積極發展與服務貿易相配套的資金支付與轉移業務，探索在服務貿易企業跨境支付領域實行法人承諾制，推廣跨境人民幣結算在區域內服務貿易中的使用，打造便捷的服務貿易支付通道；在個人跨進交易領域，進一步放開匯兌環節，逐步滿足居民個人投資和用匯需求。

（三）以推進粵港澳深度合作為重點，形成深圳制度型開放的突破口

1.在推進粵港澳深度合作中拓展深圳發展空間

目前，深圳制造業優勢與港澳現代服務業優勢仍具有較大的互補性。提升深圳現代服務業發展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影響力，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依托港澳國際自由貿易港的突出優勢，打造成為連接港澳市場與內陸市場的連接點，集聚全球優質創新要素，更好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與合作，更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提升在全球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管理水平，在進一步拓展自身產業發展空間的同時，不斷深化探索和豐富“一國兩制”新實踐。

2. 加快推進深港、深澳服務業深度合作

在《內地在廣東省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內地在廣東省向澳門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的框架下，推動旅游、金融、教育、研發、醫療健康等重點服務貿易領域更大的開放。

3. 加快推進深港、深澳創新體系的全面對接

全面實現創新人才、企業在三地的資格互認；以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載體，加快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交叉研究平臺和前沿學科建設；在明確標準前提下，全面取消深圳對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申請科技項目的限制；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打造深港澳科技成果轉化一體化市場；加快推進深圳產權保護制度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粵港澳產權保護規則與司法規則的對接。

（四）賦予深圳更大改革開放自主權

當前，深圳在推進制度型開放、促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中仍面臨某些政策與體制的突出矛盾。從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大局出發，從法律上賦予深圳在數字貿易、服務貿易開放及投資制度、貿易制度、金融制度、人員流動制度等方面先行探索的自主權，將使深圳繼續扮演新時代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鮮明旗幟的重要角色。

作者簡介：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