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百年變局中的挑戰與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黨組成員 隆國強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進期，這是我國發展所處的外部環境。百年變局，關鍵在“變”，其中蘊含的趨勢性變化，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需要我們保持定力、深入思考，從而趨利避害、以變應變，推動中國發展更上一個新的臺階。

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要關注國際環境變化中呈現的四個深層次趨勢性變化。一是國際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特別是中國與美國經濟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博弈在所難免。我們既要看到競爭一面，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也要看到互補一面，不失時機地推動雙邊關系穩定，為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二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技術變革迅猛推進，各國爭奪技術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面對席卷全球的技術革命浪潮，誰都躲不過去，誰主動擁抱誰就可能脫穎而出。三是國際治理體系在加速演變，爭奪規則主導權的競爭日趨激烈。四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既對當前的經濟運行產生巨大的沖擊，又會對未來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產生深遠的影響。

任何變局中都會有挑戰和機遇，對我國而言，一方面，要準確把握客觀存在的戰略機遇，順勢而為；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戰略謀劃，特別是發揮大國經濟影響力，利用“一帶一路”建設優勢，更好地塑造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此外，還要在應對危機中善于發現機遇、把握機遇，從而實現危中轉機、化危為機。面對疫情沖擊，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實現外貿出口逆勢上揚、跨境投資質量向好，就是最好的例證。

具體到當前經濟發展，既要把握好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全球經濟數字化轉型機遇，兼顧發展與安全，在新技術領域實現彎道超車，還要把握好綠色轉型的機遇，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共同發力綠色發展；既要高度重視引進人才、技術帶來的機遇，把人引得進、用得好、留得住，還要抓住走出去、主動整合全球資源的機遇，支持有實力的中國企業通過海外并購獲取技術，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 （本報記者 歐陽優整理）

增加資金投入促進鄉村振興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謝經榮

自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三農”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糧食生產連年豐收，農民收入提前實現翻番目標，增速連年高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農村特別是貧困村的面貌煥然一新。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短板在農村，難點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村現代化。目前，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因而需要在以下方面發力。

一是逐年增加涉農財政投入。2016年至2019年，832個貧困縣統籌整合使用各級財政涉農資金超過1.2萬億元，撬動了大量社會資源投入脫貧攻堅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涉及面更廣、涉及范圍更大、時間更長，需要的資源也更多，對完善財政涉農資金管理的體制機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財政投入保障制度，進一步增加財政涉農支出規模。建議在政府年度預算報告中增加財政支農或鄉村振興占比指標，并使以上指標逐年上升。

二是發行鄉村振興債券。鄉村振興必須要有真金白銀投入，發行鄉村振興債券是拓寬鄉村振興戰略融資渠道，破解資金制約瓶頸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目前，我國已有部分省份試點發行了鄉村振興專項債券。但多數鄉村振興類項目存在項目規模較小、項目內容多、項目邊界模糊等特征，總的發行規模十分有限，同鄉村振興的需求不成比例，發行條件對鄉村項目而言也比較苛刻。建議發行15年至20年期的鄉村振興債券。

三是引導社會資本流向農村。鄉村振興必須要全社會參與，形成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氛圍。城市人員、社會資本進農村必須遵守三條紅線，一是耕地紅線，二是環境紅線，三是農民利益紅線，這三條紅線不允許觸碰。要鼓勵更多的農業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從大城市、工業園區逐步轉向縣城縣域。同時，要制定鼓勵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政策，講清楚禁止什么、限制什么、保護什么，讓社會資本知道能做什么，并放心大膽地去做。 （本報記者 喬金亮整理）

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

東北亞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國建設銀行原董事長 王洪章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從開局之年的宏觀政策來看，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時代的要求。保持貨幣政策基本穩定有利于鞏固我國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率先企穩回升的良好勢頭，也有利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穩健的基調下，貨幣政策也要精準施策。不僅要考慮疫情的因素，也要考慮物價、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和區域發展等因素，避免形成資產泡沫，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社會各界對金融的要求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不僅僅是“晴雨表”，同時也應成為國民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助力器”。金融本身并不創造價值，而是在服務實體經濟當中實現自身價值的增長。

金融如何服務實體經濟？一方面要打造金融資源直達實體經濟的良好氛圍和環境。監管要發揮重要作用，制定金融資源直達實體經濟的具體政策、措施和路徑。同時，要改變監管方式，由機構監管盡快轉變為行為監管和產品監管，避免層層嵌套和自我循環，引導金融機構將資金快速注入實體經濟。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明確金融機構功能定位。健全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大中小各類金融機構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體系，做好各自功能定位內的服務工作。

當前，我國房地產行業占用了過多的金融資源，容易催生泡沫。促進房地產行業平穩健康發展，既要考慮到我國的城鎮化因素，也要考慮到在近期監管機構對房地產貸款劃定上限后，如何嚴格控制金融機構其他渠道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如中長期消費貸款、經營貸款等問題。此外，要大力發展住房租賃業務。銀行對保障性租賃住房要加大支持力度，在服務方式、服務品種和服務效率上應進一步提升。對商業性的租賃住房，也要防止住房租賃公司囤積居奇、抬高租賃成本，從而促進住房租賃業務健康發展。 （本報記者 陳果靜整理）

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陳文玲

去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我國經濟發展而言，要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推動實現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動態平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第二，推動實現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動態平衡。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決不是排斥對外開放，而是希望形成相互促進的“雙循環”，尤其是希望形成更加暢通的國際大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可以有效保證我國在世界大變局中保安全、保底線、保國內的剛性需求，滿足人民群眾的日常基本需求。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對我國來說至關重要。

第三，推動實現擴大開放、深化改革與國家安全的動態平衡。2020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也如期完成，這對我國改革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擴大開放不僅僅是建設自貿區和開展自貿港試點，而是要邁向更高水平的、以新的國際合作制度性安排的主動開放，必須要有與這種開放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法律體系變革調整。（本報記者 渠麗華整理）

構建新發展格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高培勇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的中心內容和核心話題。首先應對新發展格局進行精確理解和準確把握。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人們對新發展格局的理解存在偏差，主要包括兩種：一是把雙循環簡單等同于新發展格局；二是以“暢通”來歸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種認識顯然具有局限性，因為把雙循環簡單等同于新發展格局，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還可能模糊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著力點。

此外，實現“暢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標之一，但構建新發展格局有比“暢通”更深層次的考量，這種更深層次的考量在于統籌發展和安全。只有站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實質層面來推進，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找準著力點和著重點，才能邁好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第一步，才能見到新氣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政策的布局是站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和層面作出的：一是宏觀經濟政策布局要講究成本效益分析，宏觀經濟政策既要考慮所實現的效益、達到的效果，也要考慮到付出的代價，尤其是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層面上的代價。因此，統籌發展與安全，在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上首先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二是宏觀經濟政策布局要對癥下藥。比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依然存在，但沖擊的力度和強度肯定和去年不同。因而，不同矛盾和問題需要用不同的辦法加以對沖，而不應統統使用逆周期調節。三是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今年要“擠牙膏”。所謂“擠牙膏”，就是指遇到多大程度的問題，就用多大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對沖，控制好“力道”和“劑量”。 （本報記者 陳果靜整理）

擴大消費需加強流通體系建設

中國貿促會原會長 姜增偉

2021年，我國要實現經濟較快增長，需要把擴大國內消費作為重中之重，并將其作為更長時期內經濟工作的重要著力點。在這一背景下，2021年及整個“十四五”時期，暢通國內大循環、擴大國內消費，應把流通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一個重要抓手。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明確指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國社會潛力巨大，但消費方面確實存在著一些短板和制約因素，尤其是消費便利化程度不高，對消費形成抑制，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突出問題。

當前，為有效擴大消費，除了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等措施外，從流通體系建設的角度看，還應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

充分發揮政府在城鄉商業網點建設上的功能作用。商業網點建設要與城市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同樣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之中。對居民日常消費離不開的社區便利店、菜市場、大眾餐飲店、洗衣店、家政生活服務等，以及城市生活區配套的大型商業設施和流通基礎配套設施，都要合理地規劃布局，形成網絡，打造便捷高效的便民生活圈。

對省長負責的“米袋子”、市長負責的“菜籃子”，以及其他具有社會公益性配套的商業設施，包括居民網點配套的菜市場、大眾餐飲店鋪等，政府在財政、金融、稅收、保險等方面應給予重點支持和考慮，使其能夠持續健康發展。

積極引導企業運用數字技術促進消費數字化發展，推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引導城鄉實體商業企業積極上線上云，打造一批線上線下融合發展的示范企業。

要結合鄉村振興戰略，改善小城鎮和鄉村的基礎設施，推進和改善小城鎮和鄉村集中居住點的供排水設施和網絡基礎設施，鄉村道路的等級和質量也可根據各地情況適度提高，以便為鄉村居民擴大汽車、家電、信息等方面的消費提供更好條件。在這方面，除了做好規劃引導工作外，建議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給予適當支持。 （本報記者 劉 瑾整理）

進一步夯實穩定發展的基礎

國家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盛來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發展的內外環境復雜嚴峻程度前所未有。我國經濟展現出強大的修復能力和旺盛的活力。2020年，我國經濟運行逐季恢復、好于預期，預計全年經濟增速將達到2%左右，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將躍上百萬億元新臺階，為全球經濟恢復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即將開啟。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國內經濟尚處于恢復進程中，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壓力加大，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猶存，民生領域存在短板，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

需要強調的是，挑戰和機遇是對立統一的，危中有機，危可轉機。今年，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疫情沖擊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支撐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的有利因素較多。我國的產業體系完整，國內市場潛力巨大、世界經濟恢復性增長，再加上新動能成長壯大、政策紅利持續釋放等，讓我們有信心、有基礎、有底氣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斷邁向高質量發展。

綜合判斷，今年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定復蘇的態勢，并且向常態化回歸，運行在合理區間。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接下來的任務主要是狠抓貫徹落實。

在貫徹落實中，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把握好宏觀政策的時度效。經濟在恢復過程中，要進一步夯實穩定發展的基礎，為構建新格局邁好第一步。同時，要抓緊經濟穩定恢復的窗口期，深入推動財稅金融、國有企業、價格、收入分配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向縱深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積極應對國際環境復雜變化，不斷提高“引進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本報記者 劉 瑾整理）

　“碳中和”這道關一定要過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 潘家華

中國向世界莊重宣示提前碳排放達峰、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時間節點，體現出國際責任、大國擔當，也是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抓手。

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首次明確實現碳中和的時間點，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氣候雄心峰會上，中國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應該說，如此大的雄心，體現出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決心和信心。

碳排放達峰和碳中和的承諾，從根本上講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減少乃至中止化石能源消費，不僅可以推進二氧化碳的凈零排放，更為重要的是消除了大氣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化石能源行業的就業，就可以被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就業所替代，而且更安全清潔。

需要指出的是，森林碳匯雖然具有固碳效應，可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中和”一部分碳排放，但森林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形成干物質；通過燃燒腐爛，將干物質中固定的二氧化碳又釋放到大氣。因此從生命周期或長時間尺度看，森林是嚴格意義上的“碳中性”。所以，不要寄希望于植樹造林就可以中和二氧化碳。

此外，實現碳排放達峰，是走向碳中和的第一步和關鍵一步，但并不是碳排放峰值越高發展空間越大。碳中和剛性表明，峰值越高，碳排放清零越困難。如果早轉型，實現削峰發展，將更加有利于走向凈零碳。 （本報記者 喬金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