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3-24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合作的2021中挪社會政策論壇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成功舉辦。來自中國、挪威和有關國際組織的專家學者圍繞“應對高齡少子化挑戰：國際經驗與制度安排”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研討。

9月24日，論壇第二單元圍繞“高齡少子化的變化趨勢及老齡化社會服務體系建設”進行討論，中國南海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研究院副院長吳士存主持。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黨俊武提出，老齡社會已不可逆轉。從長遠角度來說，老齡產業可能是未來的主流經濟，也是主流產業。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重點看國內終端消費，國內終端消費重點看中老年消費。老齡產業涵蓋的范疇不只是銀色經濟，是新經濟。老齡文化產業、老齡健康產業、老齡宜居產業、老齡制造產業、老齡服務產業和老齡金融產業六大產業具有高成長性。面對老齡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關鍵要轉變產業觀，要確立新的發展戰略和商業模式。北歐包括挪威的一些做法值得學習。

挪威社會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海特蘭認為，原有養老金制度給挪威帶來的負擔太大，收入分配在老年人青年人之間的分配不太公平，老年人通過養老金拿很多錢，青年人沒有錢，所以進行改革。另一方面，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生育率繼續降低，死亡率也在下降，預期壽命卻在增加，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國家的負擔越來越重，迫使國家進行養老金制度改革。65歲以上的人2009年是15%，2065年將至少達到25%以上，養老金領取人占勞動力人口的2003年的時候是3.9人，下降到2009年2.6人，到2050年1.6人就要養活1個老人。在新的制度中，退休年齡不再固定，而是62-75歲年齡段之間可以選擇。領養老金時間越早退休越早，領的錢越少。總額是一樣的，但是提前領的話每年就領得少一點。領養老金的人還可以繼續工作，可以64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但是繼續工作。根據預期壽命進行養老金改革，通過新的措施鼓勵人們工作更長的時間，從而來補償養老金權利的減少。改革對于國民經濟的后果，就是減少部分公共開支，2006年政府開始討論改革的時候，當時國內收入的6%用于養老金。如果不改革的話，到2050年14%的國內收入就要用于養老金。改革后，這個比例將在2050年增長到11%，但是比14%要低一些。同時，勞動參與率會提高2%-3%，因為工作時間長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田雪原認為，將社區、國家社會養老服務的重點，轉移到以居家養老服務為主上來，是解決80%以上社會老齡服務的關鍵。老齡社會服務體系指社會服務于老年人口生存和發展的支持系統，即以滿足老年人口基本服務需求、提升老年人口生活質量為目的，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康復護理、精神慰藉、社會參與等的組織、人才、技術、信息、設施要素形成的體制機制。當前我國老齡服務體系分為三個層次，以居家老齡服務為主，社區和社會老齡服務為補充，三位一體、相互補充的體系。但從現實看，居家老齡服務功能弱化。社區老齡服務嚴重滯后，跟不上老齡化推進步伐，出現某些社區老齡服務斷檔、空白，某些社區出現老齡服務行政化趨勢。以居家為主導的老齡服務急待改革整合，需要厘清、改革以居家老齡服務為主體的思維的頂層設計。建議用“完善主體、協同兩翼”的方針改革構建老齡服務體系。“完善主體”即完善以居家養老和居家老齡服務為主體，將社區和社會老齡服務重心轉移到圍繞居家服務上來；“協同兩翼”，一是將社區、社會兩個層面的老齡服務重點轉移到增強居家服務上來，二是改革和發揮社區和社會的老齡服務功能和優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葛延風提出，未來十年是中國應對老齡化的“機會窗口期”，應結合中國國情，有效借鑒國際經驗，加快構建完善的老年服務體系。居家和社區的支持體系遠遠不夠。特別要加強老年生活與照料服務。一是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原則不能變，老年服務模式要全面變革；二是明確服務屬性，要合理區分公共服務、公益性服務、私人消費品之間的界限，形成合理的定價及補貼機制，強化質量監管；三是政府、市場、家庭與社會力量要合理分工；四是醫療衛生服務與生活照料服務要充分結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養老與保障研究室主任林寶提出，中國養老服務面臨低水平均衡陷阱，即相對高供給成本和低支付能力之間矛盾。人口老齡化帶來養老服務需求急劇增長，但養老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養老機構空置率較高、社區養老服務覆蓋率較低。

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澤娜指出，如何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成了當務之急。改革則更加側重于老年人的衛生保健方面，當前衛生保健服務支出是挪威各市鎮政府職責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概占市鎮預算的1/3。然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不斷加重，政府負擔也急劇增加。首要是相關政策改革創新，并將新的政策有效的傳播出去。并確保這些新的做法能夠傳遞到那些較小的城鎮，提高他們的養老服務能力。第二是建立一個老年友好型社會，確保老年人能夠參與社會生活。第三是為老人提供衛生保健健康服務。最后是保障服務的連續性，包括老年人的服務和家庭服務有連續性。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張占斌提出，“銀發經濟”帶來新的消費人群。在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60歲以上消費者的人均消費額超過了25歲至64歲年齡層平均水平，未來20年，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還將增加。“銀發經濟”激活了新消費。老年群體提供了大量衛生保健領域的經濟和商業機會，還對生物技術、設備、制藥和護理服務領域的發展有很大的拉動作用。比如，在日本，機器人被廣泛應用于養老康復，這也直接帶動了機器人產業發展。

中國勞動學會特約研究員蘇海南認為，社會居家養老模式隨著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和設置建設以及各種商業型養老服務便捷性的提高，已經成為我國城市養老的主流模式。需要充分發揮社區居家養老主流模式的作用來應對。他建議，首先應拓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重點關注拓展其區域范圍，養老服務項目及其內容和養老服務具體模式。其次，建立健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網絡平臺并充分發揮其作用，促進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從分散型、遲滯型、個體化向集中型、便捷性、群體化方向轉變。第三，優化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同時抓好社區重點老年對象的特殊養老服務，如重病、傷殘、高齡等失能老人。第四，應從實際出發健全社會養老服務機構和設備，并依托社區養老管理和服務機構及其網絡助推養老產業發展。最后，應將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式向農村延伸。

《工人日報》主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博士后王瑜認為，我國正在逼近中度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減少問題日益嚴峻。我國老年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深度挖掘潛力，但目前對老年人力資本，尤其是低齡老年人力資本開發重視不足。為此建議，首先要大力發展經濟與拓寬就業渠道，增強青年勞動力就業競爭性。其次，應適當調整就業結構，增強對老年人就業問題的關注度，竟可能提升老年勞動力再就業能力。第三，適當開展高齡勞動技術培訓，創設銀發學習組織，依據老齡人口學習習慣建立學習小組。最后，應完善延遲退休及保障老年人就業的相關法律法規，為“老有所為”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并對有自主創業意愿的老年勞動力者提供資金扶持和法律援助，來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氛圍，為“老有所為”在社會層面、家庭層面和個體層面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