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 周誠君 

很高興參與今天這一節關于“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我想在前面發言嘉賓發言的基礎上，講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高質量發展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解。做為經濟學家，我們還是要信奉一些經濟學最基本的理論和分析框架。不管當今全球化格局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從大衛·李嘉圖所開創的“比較優勢理論”，到保羅·克魯格曼所構建的比較完整的國際經濟學框架，我認為這些理論和分析框架仍然是有用的，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就像剛才拉米所說的，如果我們相信國際分工對于全球資源配置優化、增進人類福利是有意義的，那么我們仍然要信奉和推進全球化。一直以來，中國都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最大的受益者，直到今天，我國也仍處在這個過程中。只不過在全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背景下，全球分工格局正在進行深刻調整，中國參與這一過程的機制、模式和發揮的作用等，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這個過程，是中國和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調整、變遷和進行比較優勢重組的過程，也符合比較優勢原理和國際經濟學分析的基本理論。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些在中國缺乏比較優勢的產業、行業、企業，正在向其他更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轉移。或者，在中國企業著眼于全球分工和比較優勢布局供應鏈和生產體系的過程中，把一些在中國不太具備比較優勢的環節、產品和服務安排到那些更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從而進行全球范圍的生產布局。中國做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中心，正在帶著很多國家和地區，圍繞中國產業鏈中心開展國際分工合作，成為中國供應鏈和價值鏈當中的一個環節。

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高質量發展，就是要推動產業向高級化躍遷，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就是要著眼于國際分工，在全球范圍內布局供應鏈、生產線和服務體系，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升競爭力。事實上，近年來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早已積極投身于此，在“一帶一路”國家和其他相關國家和地區建設中國產業園、工業園，推動產業轉移和供應鏈全球布局。這些中國工業園、產業園在世界上廣泛分布，小的幾平方公里，大一點的十幾、幾十平方公里，最大的最大在白俄羅斯，面積超過125平方公里。

第二，本幣國際化是中國開放、轉型和成為大型經濟體過程中的獨有重要特征。與一般的轉型和發展中國家歷程相比，中國有一個更獨特更重要的特點，就是我們在開放過程中積極推進本幣國際化。這是諸多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過程當中沒有發生過的，因此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很多發展中經濟體在推動轉型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因為沒處理好內外部平衡的關系，有一些非常慘痛的教訓。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1990年代末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波，一部分開放轉型經濟體受到了很大的外部沖擊，對金融市場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產生了災難性影響，有些國家至今一蹶不振。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實體經濟參與全球分工，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會在國際分工及競爭中產生更多的盈余，并通過金融部門參與國際資金配置得以平衡。這個過程如果處理得好，有助于該國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推動資源優化配置和本國經濟持續增長繁榮。但如果處理不好，特別是金融體系在參與國際資金配置過程中缺乏穩健性和靈活性，無法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內外部不平衡，就容易受到較強的外部沖擊，并通過金融體系擴散到整個實體經濟部門。

中國在開放、轉型和成為大型經濟體的過程中，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并逐步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生產，組織供應鏈；另一方面，不斷提高國內金融體系穩健性和靈活度，擴大金融市場開放，尤其是2009年以來非常堅定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本幣越來越多地成為國際收支的手段，意味著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過程中，可有效降低對其他主要國際貨幣（如美元）的依賴。相比較而言，絕大多數發展和轉型經濟體在開放過程中，其本幣都沒有成為國際收支手段，無法用于國際償付，因此不得不依賴美元等國際貨幣。在金融競爭力和開放度相對落后，金融穩健性和靈活性不足情況下，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在匯率和流動性管理、運行上往往與美元等國際貨幣為主的國際金融市場脫節，對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依賴就變成了外部脆弱性，容易遭受國際資本沖擊。

而在本幣國際化并逐步成為國際收支手段情形下，即使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不管是經常項下、資本項下或者其他原因導致的，這些不平衡就不一定非要通過美元等國際貨幣來實現調整，而是可通過本幣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中央銀行對本幣的發行有比較強的控制能力和管理能力，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對主要國際貨幣的依賴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外部脆弱性，并相應地大大提高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我國對外開放、推動轉型并成為大型經濟體的過程伴隨著本幣國際化的過程，這是歷史上其他所有轉型開放國家所沒有經歷的。

第三，人民幣及其價格信號要在目前這輪全球分工和供應鏈調整中發揮獨特重要作用。當前，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我們仍然需要相信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全球化的積極意義。中國也正在積極參與新一輪的供應鏈、價值鏈的全球布局調整，更廣泛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在全球范圍內獲取比較優勢和優化資源配置。在此過程中，我們積極倡導、推動和支持“本幣主導”、“本幣優先”。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國企業在更深參與全球分工、更廣泛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生產和供應鏈、在全球范圍內投資興建中國工業園、產業園的過程中，更多使用人民幣而不是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來實現。

一方面，如果在廣泛的對外投資和貿易過程中，更多用人民幣實現，意味著可幫助中國企業大大降低匯兌成本和匯率風險，并消化比較優勢部門創造的經常項目盈余。另外，伴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我國金融體系穩健性靈活性的增強，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是，讓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各國市場主體更多地持有人民幣資產，這些人民幣資產可以是直接投資項下形成的，也可以是通過金融開放形成的人民幣金融資產。由此，會支持和鼓勵越來越多的境外市場主體更多關心和關注我國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運行，讓他們“盯住”人民幣和人民幣金融市場運行。

同時，也會有越來越多境外市場主體為持有的人民幣資產開展各種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交易。這進一步意味著在全球形成由市場交易決定的人民幣匯率，而且這是個均衡匯率。短期看，匯率決定于外匯市場交易，由市場交易形成的匯率就是均衡匯率，它囊括了所有市場參與主體的預期、風險偏好、流動性管理要求。均衡匯率不僅具有穩定性、透明度和可參照性，更重要的含義是，做為價格信號，均衡匯率可在國際配置資源優化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如果我們堅信價格信號是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那么我們仍然需要強調，當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布局生產、調整供應鏈的過程中，要有一個比較好的人民幣價格信號——也就是人民幣均衡匯率來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實現這一過程，從而真正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

應該說，過去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貨幣，在全球化歷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但到今天，美國不再是全球的制造業中心、供應鏈中心和價值鏈中心，美元及美元匯率作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主要貨幣價格信號作用已大不如前，由此產生的不平衡甚至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來源。在中國逐步成為新的國際制造業、供應鏈、價值鏈中心以后，需要人民幣及其價格信號，跟美元及其價格信號一道，在全球資源配置和分工布局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國際化不是要挑戰美元、替代美元，而是要跟美元一道更好地承擔國際資源優化配置的責任。

總之，在我國開放、轉型和成為大型經濟體，以及在推動落實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過程中，要重視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重要意義。作為經濟學家，我們仍然信奉和宣揚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框架，仍然堅信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對優化全球資源配置、增進各國福利的好處，那么，中國仍需按照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化，并發揮好人民幣及其國際使用的獨特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