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如何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導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如何把握結構轉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如何以結構性改革實現結構轉型的重大突破？圍繞這些重大問題，2月24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工人出版社在京聯合主辦“以結構轉型推進高質量發展”高峰論壇暨《結構轉型》新書發布會。來自國務院研究室、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同濟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新社等媒體記者近100人參加本次論壇。

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禮群在開幕致辭中指出，第一，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結構轉型。從國內看，經濟社會結構快速演變成為新發展階段的鮮明特征；從國際看，要以結構轉型應對深刻復雜變幻的國際形勢。第二，推動結構轉型離不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結構轉型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更為迫切的需求，優化良好的發展環境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第三，推動結構轉型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就需要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需要以落實《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為重點，推動形成區域開放新布局，形成結構轉型的重要動力。

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成員、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李曉鐘在開幕致辭中指出，在黨的二十大擘畫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和實踐路徑的歷史時刻，中國工人出版社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攜手合作，共同舉行“以結構轉型推進高質量發展”高峰論壇暨《結構轉型》新書發布會，共同探討中國高質量發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全國總工會將繼續全力支持中國工人出版社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各項合作，并將通過在全國各地建設的10余萬家職工書屋，把各位專家學者的重要理論成果和學術著作傳播出去，凝聚社會共識，激活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的全民力量。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開幕致辭中指出，未來10～15年左右，我國產業結構、科技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能源結構、貿易結構等仍有較大的轉型升級空間，經濟結構轉型仍蘊藏著較大的增長潛力和發展動能；與此同時，經濟結構轉型面臨著“不進則退”的挑戰，國際地緣政治、全球經濟格局變化深刻改變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外部環境；內部深層次體制機制矛盾掣肘著經濟結構轉型進程。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通過結構轉型把14億人潛在的增長動力和發展活力充分釋放出來。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新發展階段，我國工業化呈現出鮮明的特征。在新發展階段，推動新型工業化進程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從結構轉型角度看，進入工業化后期的結構轉型趨勢明顯，并且蘊藏增長的結構性潛能，要以結構轉型贏得高質量發展的主動。為此，要以結構性改革推動結構轉型的突破，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本次論壇上，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禮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本書主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中國工人出版社總編輯董寬共同為《結構轉型——跨越高質量發展門檻》新書揭幕。隨后，舉行了全國職工書屋配送《結構轉型》簽約儀式，向全國一線基層職工推介此書。本次論壇暨新書發布會是2023年北京圖書訂貨會中國工人出版社舉辦的重要活動之一。

論壇第一時段“以結構轉型推動高質量發展”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宋曉梧主持。他認為，第一，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關鍵在于加快推進結構轉型。這就需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動結構性改革。第二，結構轉型離不開優化收入分配結構，讓經濟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國民。第三，結構轉型重在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指出，當前結構轉型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一，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必須是高質量發展。第二，轉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調結構，調結構重在產業結構、消費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優化升級。第三，作為14億人口大國，結構轉型問題既非常復雜，也非常艱巨，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認為，黨的二十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結構轉型也好，高質量發展也好，最終目的都離不開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可以歸納為經濟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指出，以結構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之路，有幾個問題很重要。第一，擴大制度型開放，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第二，實行擴大居民消費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第三，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第四，實行減輕居民負擔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六大支柱體系，分別是促進要素流動、增強聚集效應、突出原創驅動、提升人力資本、堅持韌性開放、推動數字綠色轉型。推動高質量發展，抓好企業家和地方官員這兩個關鍵少數，要有一些針對性強的政策措施。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劉偉指出，第一，結構演進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高質量發展的實質。第二，結構升級是現代化進程不可逆轉的根本性支撐。第三，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堅持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心任務。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占斌認為，提出“結構轉型”這一重大問題，對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有重要意義。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決定了我國下一步現代化進程的重大問題。第二，我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標志著我國開始向經濟強國邁進。第三，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結構轉型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是防范化解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觀需求。

論壇第二時段“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高質量發展”由張占斌教授主持。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認為，開放對高質量發展的效應體現在三方面，一是開放能夠深化分工，拓展要素配置空間，推動全生產要素率提高；二是開放有利于加快先進技術的擴散，促進我國更多產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三是提升創新能力離不開開放。下一步，中國的開放要從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升級，這將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帶來更大的促進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指出，人均收入的提升來源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推動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因素，一是技術進步，二是分工與貿易。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水平開放，高水平開放又與結構密切相關。要深化專業化分工，構建一系列制度保障。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認為，科技創新成為國家競爭的焦點，需要適應新形勢下科技創新合作的實際需求，針對不同領域采取不同策略。例如，國防及兩用技術領域，需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基礎研究需要加強合作；前沿科技創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需要推動合作，包括發揮風險投資作用；商業領域關鍵是保持對外開放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指出，結構轉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重要條件，甚至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現階段，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重點在于服務業開放。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提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關鍵是標準與規則的制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中國加入WTO是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實踐。當前，推動制度型開放需要優化營商環境，把握區域經貿合作形式，關鍵是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劉興華指出，要在制度型開放中發展高端制造業和先進生產性服務業。第一，實現高質量發展是產業轉型的重中之重，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第二，發展高端制造業和先進的生產性服務業需要依靠創新驅動。第三，通過創新驅動實現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和結構轉型。

每年推出一本中國改革年度研究報告，是中改院努力打造“中國改革智庫”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幾年，中改院與中國工人出版社連續出版了《轉型闖關》《二次開放》《動力變革》《新型開放大國》《中國消費》等一系列中國改革年度研究報告，在服務決策、凝聚社會共識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圖片來源：中改院沈小敏、陳所華）